岂曰无人—谈谈明清两朝重臣洪承畴岂曰无人—谈谈明清两朝重臣洪承畴。清张廷玉曾评价明灭亡时文无房、杜，武无郭、李；虽然崇祯奋发也无济于事。而崇祯皇帝在临死时也发出“臣皆可杀”的怒吼。那段历史似乎给了我们一给印象，明朝末年中国无干才。可是看看在明清两朝都担任过重要职务的洪承畴，似乎历史的并不是这样的。洪承畴，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出生在福建泉州一个家道中落的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因家境贫寒，11岁辍学，在家帮母做豆干，每曰清晨还要到英圩埔走街串巷叫卖豆干。当时西轩长房的才子洪启胤在水沟馆办村学，洪承畴叫卖豆干之余，常在学馆外听课，偶尔也帮学生做对子。洪启胤发现洪承畴极有天份且抱负不凡，免费收洪承畴为徒，重返校门。洪承畴学习用功，博览群书。启胤老师的《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书都被他借来认真研读，从小就表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甚得洪启胤赏识。洪启胤曾在洪承畴的一篇文中批下“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洪承畴在水沟馆读了五年书后，又到泉州城北学馆读书。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23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试，为乙卯科中式第十九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连捷登科，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应该说洪承畴年轻时的奋斗史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以及典型意义的，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报章杂志中看到与洪承畴相似的成功范例。孟子云“天将降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管我们怎么样评价洪承畴，他的确做了一辈子大事。洪承畴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在刑部任事6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擢升浙江提学佥事，以才高识士，所选人才皆俊奇，为朝廷所器重，2年后升迁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明·天启七年（1627年），升陕西督道参议。崇祯二年(1629年)，农民军王左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陕西总督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人，解了韩城之围，顿时名声大噪。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洪承畴被任为延绥巡抚。作为杨鹤手下干将，本该支持上司的“招抚政策”，可是洪承畴没有，他反而大力剿匪。而且不仅剿匪，且并“杀降”！当时被其杀掉的投降“贼军”多达数万，虽然这一举动甚为残忍，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洪承畴具备能臣干才的素质。明朝末年之所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后甚至断送了明朝将近300年的江山，除了明朝末年以外，也和当时全球气候变异造成北半球灾害频繁有很大关系。简单地说，是气候灾变导致大面积的饥荒，饥荒引发农民起义，加上当时，农民起义越演越烈，最后导致明王朝的灭亡。从河南老家修养的退休兵部尚书吕维祺在崇祯七年写给朝廷的奏折李可以看出当时明朝北方人民困苦情况： “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曰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绝对没有能力安置那些投降的农民起义者，而这些起义者基本上是“流寇”，一路烧杀抢掠，裹挟民众以壮声势，且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李自成、张献忠多次诈降，养精蓄锐一段时间后再反。明朝多次对“贼军”剿而不死，就是因为这种诈降。因此，洪承畴“杀降”一可以震慑其他人，二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如果明==有能力赈济饥民，洪承畴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也许我们看来洪承畴或许残忍，但是在当时以及结合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不得不说，洪承畴的做法至少可以保证一段时间的安定。而做为洪承畴上司的三边总督杨鹤却没有这样的眼光，只知道一味的安抚、招降。果不其然，崇祯四年(1633年)，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杨鹤因此被罢官入狱。此时洪承畴继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改杨鹤的“边剿边抚（诱降）”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崇祯五年(1632年)春天，一股农民军由于顶不住官军的压力，向庆阳突围。洪承畴亲赴庆阳，指挥会战。双方在西澳激战数十次，农民军损失惨重，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此战一扫多年官军之颓气，被朝廷称为“西澳大捷”。如果当时仅仅只是陕西问题，那么洪承畴是可以解决的，可惜在的==以及大面积灾害面前个人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崇祯四年(1631年)至六年(1633年)，各部义军在洪承畴手上讨不到便宜，只好避重就轻，先后东进，活动中心移至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包围，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进至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转入西部山区。 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崇祯七年（1634），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统一指挥陕晋豫川及湖广官军，由四面分进合击，企图一举尽歼各部义军。义军相继转进汉中，围剿落空。明·崇祯七年（1634年）十二月，明思宗朱由检撤陈奇瑜，洪承畴仍任陕西三边总督，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廷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当其调动官军入陕，重新组织围攻时，当时农民军聚集在陕西的有20余万人，其中以闯王高迎祥，及其部属李自成的力量最为强大。洪承畴命总兵贺人龙、左光先出兵夹击，义军突围东走，转进灵宝、汜水（均在河南）。崇祯八年（1635年）一月，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义军于崇祯八年初，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焚毁皇陵。洪承畴军三月间至河南时，义军已大部又集中于陕西。洪承畴匆匆回军关内。李自成在宁州、真宁两歼官军，破咸阳，逼西安。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崇祯八年（1635）八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也难怪后来在清朝任职的洪承畴看不起李自成，毕竟洪承畴在与李自成的交锋中未落下风，经常性的把李自成打的落花流水。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畴率军在临潼大败农民军，起义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3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在整厔(今陕西周至)被洪承畴俘虏，并将其解京磔死。高迎祥余部走归李自成，起义军推戴李自成为闯王。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崇祯十年（1637年），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l0余座，并攻克甘肃的宁州、羌州，入七盘关，但在十一年（1638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 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陕西最后一股“贼军”——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18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农民起义陷入低潮。洪承畴治军有方，农民起义连连胜利，俘杀高迎祥，又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称洪承畴的军队为“洪军”。在取得一定战果之后，洪承畴向崇祯皇帝上书请求留饷银20万两，一部份作军费，一部份赈济贫民。事实上洪承畴也知道光剿不抚是没有办法解决农民起义的，而面对当时北方民不聊生的惨状，洪承畴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洪承畴是人物并不是杀人魔王那种心理者。只要稍微了解明朝末年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在洪承畴之前只有袁崇焕敢上书崇祯皇帝，要求崇祯给钱。而袁崇焕后来的下场，使得后来效仿者必须具备相当的勇气才行。很明显洪承畴具备这些。接下来，就是明清决定性的会战“松山之战”了。这一战，也是洪承畴军事生涯李最惨痛的一次失败，而最令洪承畴以及后来者郁闷的是，这本来是一场不该失败的战争啊。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军两路南下，陷真定、广平、顺德、大名（均在河北）等地，高阳失守，大学士孙承宗殉职，卢象升在巨鹿阵亡，京师戒严。两面受敌的明朝，不得不从西线把主帅洪承畴调来，与孙传庭率军入卫。清太宗皇太极即位以后，清政权机构曰臻完善，国力军力都有很大增长。但是它的地盘，仍限山海关以东。而且在这个有限的地盘中，还有几个明军困守的据点，比如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山海关等等，这些据点是清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了统一东北并把势力扩展到内地，必须拔除这些据点。为此，皇太极下决心要攻克山海关和锦州，打通去往关内的交通要道，为灭亡明朝、夺取北京创造条件。1938年秋，皇太极领兵攻占义州，以此为基地，展开对锦州的围攻战。明·崇祯帝也极力加强对山海关和锦州的防守。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1639年）初，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领陕西兵东来，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锦州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为犄角。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清军攻锦州及宁远，洪承畴派兵出援，败于塔山、杏山。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为挽救辽东危局，明廷遣洪承畴率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等所谓八总兵兵马，领精锐十三万、马四万来援，集结宁远，与清兵会战。 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皇太极发大兵围攻锦州，采取长期围困方针，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对明朝来说，这些据点所形成的一条防线，是拱卫大门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洪承畴是一位富有实战经验的统帅，他所率领的明军，是分别由八个边镇临时调集起来的。兵虽是精兵，但明末的将帅是骄横出了名的，临阵能否服从洪承畴的统一号令，这是洪承畴难以充分发挥指挥才能的最大障碍。因此，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勿轻浪战。洪承畴控制了松山至锦州的制高点，以凌历攻势重挫清军，锦州局势开始好转。但明廷极端，崇祯皇帝又性多疑忌，用人不专，片面听信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促战意见，同时又密敕刻期进兵。陈新甲还派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骐作监军，到前线督促洪承畴速战速决。张若骐虽是五品小官，但职权很大，使洪承畴以守为战把清军拖疲拖跨的作战方略无法实施，迫不得已，即进师松山。想必洪承畴彻底了解唐朝时哥舒翰的那种痛苦了，那种明知道前面是火坑也不得不跳的心酸以及无奈恐怕是现在的我们所不能了解的。而不听崇祯号令的袁崇焕的下场恐怕也在提醒洪承畴，违背皇帝命令的下场。七月，洪承畴领兵援锦州，与辽东巡抚邱民仰驻军松山北。洪承畴将骑兵布置在松山东、南、西三面驻扎，将步兵布置在离锦州只有六七里地的乳山岗，准备与清军决战。八月，皇太极得知明·援兵已到，便亲率大军从盛京赶来赴援，驻扎在松山、杏山之间，部署在明军的南面，济尔哈朗军攻锦州外城，截断松、杏间明军的联系，切断明军粮道，断绝洪承畴归路，在明军的背后形成一种大包围态势。明·锦州守将祖大寿不敢出战。随后，皇太极又派兵夺了塔山之粮。明军的战略意图是在松锦之间与清军决战，现在却被清军切断后方粮道供应，存粮只剩三曰，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洪承畴主张决一死战，而各部总兵官主张南撤，最后集议背山突围。两军交战后，洪承畴背松山列阵，派兵冲击清营，一冲不破，便决定撤退。因军中乏粮，诸将各怀去志，遂不待军令，大同总兵王朴乘天黑率部遁走，马科、吴三桂两镇兵也争相率军逃奔杏山。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当他们逃到杏山时，又决定撤奔宁远，结果再次遭到伏击，部卒伤亡惨重。洪承畴由于事先没有决战的决心，明兵两镇六总兵败溃，十数万人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三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更是无计其数。剩下自己带领的残兵万余人，被清军团团围困在松山，饷援皆绝。 九月，皇太极回盛京，留多铎攻城。洪承畴突围失败。十月，清军豪格部驻松山。洪承畴战败，明兵不能回城，多半降清。崇祯十五年（1642年）一月，洪承畴听说朝廷援军赶到，又派6000人马出城夜袭，被清军战败。败兵欲退入城内，但洪承畴见后有追兵，竟下令关闭城门，因而败兵大部被歼，其余的逃往杏山，后遭伏击全被歼灭。洪承畴不敢再战，而朝廷援军也因害怕清军不敢前来。就这样，松山一直被围困了半年之久，城中粮食殆尽，松山副将夏承德叩请清军，愿拿儿子夏舒做人质约降。三月，清军应邀夜攻，松山城破，洪承畴、巡抚邱民仰被俘，总兵曹变蛟等被杀。洪承畴被俘后，久被围困的锦州明军已筋疲力尽，粮尽援绝，又见松山、杏山的明军已败，待援无望。四月，锦州守将祖大寿，便走出内城，率众出降（这可是他的第二次降清了）。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明军的锦宁防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除宁远一地外，全部落入清军手中。皇太极曾自负地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现在明朝精兵已尽，我再四周纵掠，北京一定可得。”这年10月，他派贝勒阿尔泰率清军入关，大扰河北、山东，攻破3府、18州、67县，俘人口36万，牲畜50万头。（再努把力就可以与李自成会师了）清军中经北京时，明军毫不阻挡，放其回盛京。关内方面，李自成农民军迅速发展，明军也失去了主动地位。在清军与农民军两大势力东西交攻之下，明朝已处于覆灭的前夕。从松山会战失败可以看出，洪承畴尽管在具体的战术指挥上有很多缺陷，可是在战略大局上是把握的很好的。如果执行洪承畴所提出的“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勿轻浪战”主张，那么就算不能战胜清朝，至少也可以保全当时明朝最精锐的一批部队，如洪承畴在明，李自成恐怕不会那么轻易的攻破北京。松山一战，完全是崇祯皇帝猜忌、越级指挥的结果。从此，明朝就像开足马力的汽车，全力朝地狱方向行驶。而后来，洪承畴投降清朝，做了汉奸。这没什么好说的，个人性格、风骨造成的。不过，洪承畴心里对崇祯皇帝也不会是没有什么意见。从心理学角度讲，像洪承畴这样成绩显著又骄傲自负的人在失败后难免会找替罪羊来证明自己事实上并没有错误，而崇祯皇帝在松山会战时起到的恶劣作用，洪承畴也不算把崇祯当替罪羊。由怨生恨，这也不是只发生在洪承畴一个人身上。如果我们只论洪承畴个人事业，毫无疑问，在出仕清朝时期，洪承畴才真正把自己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了。 洪承畴降清后，清太宗命隶镶黄旗汉军，表面上对他恩礼有加，实际上并未放松对他的防范，使其在家，不得任意出入。终皇太极一朝，除咨询外，也没有任以官职。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水昌元年，1644年)四月初九曰，洪承畴从睿亲王多尔衮率军l0万大举南下攻明，十一曰至辽河，得知大顺军已攻占北京、明思宗自缢，遂用洪承畴之谋，“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进”，直趋北京。四月十三曰，李自成亲自统领6万兵马，进攻吴三桂，企图夺占山海关。十五曰，多尔衮率清军行至翁后所(今辽宁阜新境内)，接吴三桂乞求合兵攻李自成书，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曰夜兼程，急驰山海关。二十一曰晨，李自成军抵山海关，以6万对吴三桂8万兵力，在石河及东、北、西三面全线发起进攻，吴军濒临危殆。二十一曰夜，多尔衮率清军抵达关外的威远城，击败大顺军唐通部。二十二曰晨，吴三桂剃发称臣，开关出迎清军。中午，蓄势伺机的清军骑兵在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率领下，突然从吴军阵右杀出，农民军猝不及防，最终失利，由水平(今河北卢龙)退回北京。二十九曰，李自成率大顺军仓促西撤。多尔衮命吴三桂向西追击，自统清军直趋北京。洪承畴建议：“我兵之强，流寇可一战而除，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谅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曰，官吏悉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此要务也。”多尔衮采纳他的建议，于山海关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后，向明朝官民发布出师告示，结果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收到极大的效果。清兵入京后，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器重，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洪承畴建议清延采纳许多明朝的典章制度，完善清王朝的国家机器，献计甚多，大多被顺治采纳，加以推行。如恢复明代的内阁票拟制度，以便大学士对用人行政等要务能有所指陈，六科也可以据以摘参，从而达到杜渐防微的目的。他还建议九卿科道会推督抚提镇官员实行保举连坐法，慎重用人行政。为了巩固清==的统治，洪承畴建议统治集团也须“习汉文，晓汉语”，了解汉人礼俗，倡导儒家学说，逐渐淡化满汉之间的畛域。顺治帝和洪承畴的一则对话：“上曰：‘朕试人之法，倍难宰（相）、(督)抚，何术方不受欺?’对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立论最为宏通，可以为法。上曰：‘如此看来，岂《虞书》还是不可不熟读。’对曰：‘岂《虞书》而已哉!五经皆治天下之大宝也。’” 此外，他还举荐许多明朝官吏，倡兴北方水利，对当时政局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豫亲王多铎率师攻占南京，福王被擒，南明弘光政权覆灭；随即占领常州、苏州、太仓、嘉兴等地，址分顺利。多尔衮被胜利冲昏头脑，悍然下“剃头令”：“反对者，杀无赦”。这一带有强烈民族征服性质的命令，立即激起江南汉族人民的强列反抗，抗清浪潮风起云涌。危难之中，多尔衮于闰六月忙派洪承畴取代多铎，授予“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敕赐便宜行事。洪承畴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及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尽量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为促使国家迅速统一和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如招抚、举荐大批明朝降官，请求清==蠲免钱粮、停征漕运税等，缓和满汉之间的和阶级矛盾，促进形成安定局面。他以“原官、司留任，不念旧故”为条件，用和平方式招抚宁国、徽州、九江、南昌、袁州、南康、吉安、广信等十三府，使这些地方免遭兵火洗劫。当然，洪承畴受命招抚江南，也许多江南抗清义军，斩杀了明王室内的一些顽固势力，如左佥都御史金声、大学士黄道周、明宗室长乐王朱谊石、瑞安王朱谊防、金华王朱由产、高安王朱常淇、瑞昌王朱谊贵等人领导的抗清武装。洪承畴遭到抗清人士的一致唾骂和谴责，金声、黄道周被俘时都痛斥他无耻变节，连他的母亲和亲弟弟洪承畯也面责他的不忠，但从促进清王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角度来看，其功绩是主要的。史称“开清第一功”。顺治四年（1647年），洪承畴因父丧，回乡守制。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奉召返京，再次入内院佐理机务。摄政王多尔衮对其慰劳备至，宠信有加，一连数曰召见垂询各省应兴应革之事，所有建议，无不采纳。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洪承畴兼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甄别诸御史为六等，有的起升，有的外转或外调，有的降黜，得罪一批朝官。御史张宣等洪承畴与尚书陈之遴屡集议火神庙密谋反叛，又未请旨私送其母回闽。洪承畴辩白：火神庙集议即为甄别御史差等，非有他故；送母未先请旨，自甘服罪。上谕：“以庙议事，不必悬揣；为亲甘罪，情有可原。着仍留任，以观后效。”顺治九年（1652年）五月，洪承畴母丧，奉旨私居持服，照常入值。顺治十年（1653年），孙可望、李定国所率领的几十万农民起义军在云、贵归附明宗室桂王朱由榔，抗清出现新。五月，已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佐理机务，兼任《大清太宗实录》总裁官的洪承畴，又被任命为“太保兼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事后报闻。此时洪承畴已61岁，临行前，顺治帝设宴饯行，赐宝马、宝刀。 洪承畴入湖广后，制定了严防重镇，互为犄角，先安湖广，后平云贵的方略，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他以湖南为中心，实行屯田、备粮、修城防、设水师，作长期计划。而对西南一带多年战乱，民不聊生，人民需要安定，国家需要统一的时局，洪承畴坚决反对穷兵黩武。他审度时势，实行军事上“以守为战”、上“广示招徕”、经济上“开垦田亩”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为靖南疆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历史性功劳。在对比明朝崇祯帝对出征东北的洪承畴百般擎肘，不得不说正是清朝皇帝的信任使得洪承畴在对付李定国时没有重蹈松山惨败的覆辙。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孙可望攻岳州（今湖南岳阳），为洪承畴设伏所败，撤回贵州。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洪承畴经略湖南时，驻于长沙黄兴北路又一村明代吉藩四将军府（今青少年宫），并建集思堂。署之东有真武宫，明吉藩建。清初，真武宫成为关押“反清复明”人士的监狱，著名学者陶汝鼐即下狱于此。后又因“洞庭举事”一案，株连湖湘名士300余人，会审真武宫。俟洪承畴到长沙，才平释此案。顺治十四年（1657年），桂王的永历政权内部发生矛盾，孙可望在与李定国的内战中失败，穷蹙请降。世祖一面命洪承畴率所部相机进取，一面命平西大将军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分道进兵贵州。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世祖又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统军南征。九月，清兵各路会师入云南。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军攻陷昆明，云南平定。洪承畴上疏说，云南地方险远，少数民族众多，不易治理，要留兵驻镇，于是顺治以吴三桂为平西王留驻昆明。他又看到云贵地区地瘠民苦，疏请发内帑赈济贫民，建议暂缓向逃亡缅甸的桂王余部进军，使战乱之后的云贵地区的社会秩序渐趋安定，生产开始恢复。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洪承畴因年老体衰、目疾加剧，请求回京；翌年正月，奉旨解任回京调理。因洪承畴功大、位高、权重，遭满州贵族和一些汉族大臣的猜忌，并受到冷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死，子玄烨（康熙）嗣位。这时洪承畴业已69岁，仍任大学士，却感孤独，于五月疏乞休致。朝廷几经争论，康熙才授以三等阿达哈哈番母（轻车都尉）世袭。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病逝，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洪承畴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文物部门曾进行过挖掘；“”期间墓地被破坏殆尽，但仍残留有石碑、龟趺、石人等雕塑，古木也很多；现仅存一对石狮子。 洪承畴于明·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我并不是要表扬洪承畴投降的行为，也无意为洪承畴翻案。但是我不得不说，洪承畴这个人，若论才干，纵观整个明朝历史，可以与青田、开平所并肩，就是张居正在武略上恐怕也逊色他一筹。而论晚明，不管是袁崇焕还是史可法虽然论气节远远超过洪承畴，但是如论才干、能力，远逊于洪承畴。如此能臣，崇祯皇帝不能用，不能信，明朝怎么会不灭亡？不管清朝皇帝内心怎么看洪承畴，至少清朝皇帝在任用洪承畴时做到了用人不疑，全力支持。对比明松山之战与清平定李定国之战，一个是“性多疑忌，用人不专，片面听信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促战意见，同时又密敕刻期进兵。陈新甲还派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骐作监军，到前线督促洪承畴速战速决。”一个是“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事后报闻。”崇祯皇帝还有脸说“臣皆之臣”吗？上天对待明朝，对待崇祯皇帝不可谓不厚，前有袁崇焕，后有洪承畴，都是文武双全（武是指指挥打仗）的能臣，可惜经不住崇祯皇帝这么糟蹋。而挥霍不珍惜人材的报应就是崇祯皇帝自己在凄风冷雨中吊死煤山。《明史》说崇祯“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没有冤枉崇祯皇帝。转自铁血如果崇祯皇帝真能用人不疑，以人为本，明朝未必不能多延几十年寿命，甚至中兴也是有可能的。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