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在五百四十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北京保卫战。在刀光剑影中，拯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却是一位文弱的书生——于谦。虽然战争的烽烟已随着历史远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个立下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于谦，也不能忘记那个两袖清风的清官于谦，更不能忘记那个身赴刑场的悲剧人物于谦。于谦是明朝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国家命运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赞语。他的命运与明朝中期两件大事变(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前后的境遇却截然相反，可谓悲喜两重天，令人感叹不已。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时，他就展露出卓尔不凡的气质。据说于谦七岁时，一个僧人见到他，觉得这个孩童日后必有大的作为，断言他是将来的“救时宰相”。少年于谦，机智过人，能诗善对。八岁时，一次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之曰：“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的于谦中进士。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栗不已。宣宗非常欣赏于谦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有政绩。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应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是明廷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大事变将于谦推上了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似乎应验了早年僧人的预言。由此，于谦在历史长廊里留下了他动人心魄的身影。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明朝失去了对蒙古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土木之变，使得明朝面临的局势极其危险。英宗为也先俘获，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同时，英宗成为也先手中的一个筹码，随时随地可以向明廷要挟索价。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数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惊愕，束手无措。皇太后孙氏和英宗的皇后钱氏将宫中的财宝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马驮赴也先大营，幻想能够以此换取英宗的自由之身。当然，这种妇人之见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的。正是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紧要关头，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于谦此刻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派的领军人物。他果断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第一，禁南迁之议。面对也先军队直扑北京的严峻形势，是战是守，大臣们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讲徐珵(chénɡ)善于星象之数，托言星象有变，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南迁。他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监国郕(chénɡ)王朱祁钰(yù)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守卫北京之策乃定。于谦言南迁者可斩也，绝非耸人听闻，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确建议。试想，明朝虽实行南北两京之制，南京为陪都，但是一旦南迁，则北京势必不保，长江以北将不为明廷所有。有史为鉴，当年宋朝徽、钦二帝被俘，宋高宗赵构逃至江南而失国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张，恐怕中国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在行军过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乡，后又考虑到大军会践踏家乡的庄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误了时机，明军被围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据。被围数日后，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队四面围攻，明军大乱，伤亡惨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虽死，但是朝中同党犹在。有明一朝，宦官专权始于王振。据说，明初朱元璋曾于宫内立铁券，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严。正因为如此，在靖难之役中多有内宦逃至朱棣军中，密告朝中虚实。朱棣登基后，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内廷打扫事务。王振本来是个读书人，于永乐朝入宫。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掌司礼监，成为“内相”。英宗对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先生”，对他言听计从。因此，朝中许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门下。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言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马顺。群臣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随后，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要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监国的郕王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惊慌失措，想要退走。这时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大家退出左顺门时，吏部尚书王直用力握住于谦的手，感叹地说：“国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势，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好。”正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为百官所倚重。 第三，拥立明景帝。大敌当前，国无君主，而太子朱见深年仅三岁，无法承担起匡复国家的重任。于谦及众大臣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郕王朱祁钰是英宗的亲弟弟，英宗在亲征之前曾命他监国，此时他二十二岁，仅比英宗小一岁，年富力强。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目前英宗有太子在，郕王朱祁钰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新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有名分，而是要有领导百官、消除祸乱的能力，因此郕王朱祁钰就要比太子朱见深更为合适。当郕王朱祁钰得知群臣请立自己为帝的消息后，惊谢至再，甚至退居王府，表示不愿即皇帝位。这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名分不正，而且英宗尚在人世，太子朱见深亦将长大，不免有顾虑，另古铁骑兵临城下，可谓吉凶未料。在这种情况下，于谦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向郕王朱祁钰指出：“我们做臣子的拥立您，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这番话使年轻的朱祁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担的重大责任，于是他不再避让，在群臣的簇拥下登基即位，年号景泰，史称景帝。他很快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力主抗战，反对南迁，任命于谦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这些措施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谈迁在《国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绩：“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然而，还有一个景帝。土木之变发生后，如果没有景帝，我们都会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仆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个是他善于知人，一个是他懂得安民。”所谓“知人”，主要指的就是重用于谦，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打赢了北京保卫战。第四，保卫北京城。北京保卫战是艰苦而惨烈的。于谦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请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及运粮军入卫京师，于是人心渐趋稳定。此时，粮食问题又浮出水面。通州为北京的屏障，同时又是京城粮食的储存地。在敌人的进逼下，通州城势难保全，粮食落入敌手，将会为敌所用。但是，短期内明廷难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将粮食搬运入京。为了不让通州的粮食落入也先手中，于谦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奏请皇帝准许官军预支通州仓粮，令人自取，能多运者还有物质奖励。如此一来，通州的粮食很快就运入北京城内了。如何守卫北京呢？是固守还是主动出击？在战守的策略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成山侯王通建议挖城濠以拒蒙古骑兵；总兵官、武清伯石亨主张固守不出；于谦则认为坚守不出会示弱于人。在景帝的支持下，他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石亨军中督战。石亨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列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列阵于宣武门。随后于谦将兵部事务托付给侍郎吴宁，下令关闭九门，以示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 也先挟英宗直抵北京城下后惊异地发现，眼前的明军与在土木堡被自己轻易击溃的明军迥然不同。他原本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朝夕可下，现在见明军严阵以待，军纪严明，锐气大为受挫。也先派遣数骑窥视德胜门。于谦事先在路边空舍内设下伏兵，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数万瓦剌骑兵追至，于谦命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瓦剌军。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伤惨重。接着，瓦剌军又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吃了败仗。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多次被击败。这时明朝各路勤王兵将至，也先恐断其归路，连夜拔营北遁，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北京保卫战，在明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北京保卫战，确保了明朝京师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它粉碎了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此后蒙古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行动。同时，北京作为抵抗蒙古的最为重要的堡垒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整体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确保了内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北京保卫战是一次壮举，是于谦人生中的最亮点。因此，于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
